中國環境報記者謝佳瀝

　　根據相關測算，到2020年，完成“水十條”相應目標任務需投入資金約4萬億至5萬億元（近3年約投入兩萬億元），其中各級政府要投入約1.5萬億元。實施“水十條”資金需求巨大，錢從哪里來？

　　事實上，“水十條”本身已經給出了答案：一方面，增加政府資金投入；另一方面，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。

　　在政府資金投入方面，“水十條”提出，中央財政將加大對屬于中央事權的水環境保護項目支持力度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重點支持污水處理等項目和工作。

　　根據財政部公布的2015年中央財政預算，今年中央對地方節能環保支出專項轉移支付中，水污染防治資金預算為130億元，雖然比2014年增加了60億元，但相對于萬億級的水污染防治資金來說，中央財政支持只是很少一部分。

　　因此，中央財政只能在水污染防治工作具有共性的問題上發力，引導資金流向，激發社會活力，更多的資金還需要地方財政多“下功夫”，多從市場上找資金。

　　今年兩會期間，多地都表示將不同程度地加大對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支持力度。

　　山東省提出，2015年，在重點流域污染治理方面，安排1.03億元支持小清河、馬踏湖等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。廣西壯族自治區提出，今年安排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資金14.47億元。浙江省級財政今年則將籌措98.8億元，用于對重點領域、重點地區的水環境治理，此外還建立了“五水共治”重大科技專項，每年安排財政科研經費2000萬元。

　　盡管不少地方都加大了對環境保護工作的財政支持力度，但從實際情況來看，僅依靠財政投入就想完成“水十條”提出的一系列任務還是十分困難的。

　　一方面，全國財政收入因經濟下行增幅減緩、增長乏力，另一方面，當前，各級地方政府面臨著自身債務水平較高的窘境，兩者疊加，有可能導致財政對“水十條”的支持力度打折扣。

　　面對上述情況，我們看到，“水十條”明確提出，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。例如促進多元融資、引導社會資本投入；推廣股權、項目收益權、特許經營權、排污權等質押融資擔保；采取環境績效合同服務、授予開發經營權益等方式，鼓勵社會資本加大水環境保護投入。

　　此外，去年底以來，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，鼓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生態環保等領域工程項目建設、運營和管理。

　　2014年11月，國務院出臺了《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》，明確提出要創新生態環保投資運營機制，推動環境污染治理市場化；2015年1月，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《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》，指出要推進環境公用設施投資運營市場化；2015年4月21日，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《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》，今后，國家將在環保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開展特許經營。4月27日，財政部與環境保護部聯合下發《關于推進水污染防治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實施意見》，再次提出逐步將水污染防治領域全面向社會資本開放。

　　這些政策，與“水十條”遙相呼應，有利于激發社會資本進入水污染治理領域的活力。

　　在地方層面，浙江、湖南等地在水污染治理領域的市場化探索也日漸深入，目前通過市場機制籌集資金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幾種：

　　其一，銀行信貸。數據顯示，截至2014年12月底，中國建設銀行浙江分行已支持“五水共治”項目17個，涉及金額30億元。

　　其二，由地方政府推出債權權益產品、私募債產品等。2014年5月至今，浙江省金融資產交易中心陸續發行了超過20億元的“五水共治”定向融資產品。2013年6月，為治理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，湖南省發行了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專項債券，截至2014年2月，湖南已成功發行重金屬污染治理專項債券67億元。

　　其三，在公用事業領域，推行PPP等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模式。近年來，PPP等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。目前，重慶、湖南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北京等多地均已發布PPP相關投資計劃，規模均在千億元水平。統計數據顯示，各地已披露的PPP項目計劃投資總額已經突破1.6萬億元，其中環保項目超過1270億元。

　　水污染防治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，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，其治理耗時長、見效慢、投資高的特點決定了我們必須保障資金投入的連續性和穩定性，同時保持一定的前瞻性。在資金的使用上，則要優化使用方式，提高資金使用效益，進一步強化監管，切實發揮污染治理項目的環境效益。